“基础不牢，地动山摇”，基础研究的水平和能力已成为国家创新体系效能提升的先决条件。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：“必须深化基础研究体制机制改革，发挥好制度、政策的价值驱动和战略牵引作用。”基础研究具有周期长、路径易变、产出不确定、成功率低等特点，对于投入方式、管理模式、评价制度、条件支撑、环境建设等有其特殊需求。

两年前，上海在全国率先试点设立“基础研究特区”，旨在营造适合基础研究的“小环境”，资助支持试点单位自由选题、自行组织、自主使用经费，创造更多“引领型研究”的一流人才团队。“基础研究特区”在制度保障和政策引导方面进行了多向度的“特事特办”尝试，作为基础研究制度的地方性改革探索，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推动前沿性、原创性成果的涌现，而更多体现在人才和团队成长、基础科研组织水平提升，以及基础研究体系化能力形成等方面。因此，要让“特”既有道理，也有效果，须着重处理好三对关系。唯有如此，才可以让“基础研究特区”既能放得开，也能收得住，切实为基础研究工作者保驾护航。

其一，处理好下放自主权和落实主体责任的关系。

(资料图片)

“基础研究特区”赋予试点单位一系列科研自主权，包括自由选题、自行组织科研、自主使用经费等，以此激发试点单位的活力，调动科研团队和人员的积极性。但在下放自主权的同时，也要对试点单位落实主体责任提出明确要求，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：一要优化关键科学问题的形成机制，通过高水平的前瞻性布局，保证团队和科研人员奋斗的方向具有重大意义；二要加快体制机制改革，为科研人员提供更加有力的服务支撑和制度保障，着力提升基础研究活动的质量和效率；三要运筹和链接人才、资本、信息、平台、场景等各方资源，为“基础研究特区”持续引入新的能量和活力。

其二，处理好自由探索和重大科技问题带动的关系。

世界主要国家在布局基础研究时，十分注重审时度势，做好自由探索和重大科技问题带动两者之间的平衡。比如，美国《无尽前沿法案》提议未来5年向国家科学基金会额外拨付1000亿美元，用于资助ai、高性能计算、生物技术、网络安全等10个关键技术领域的基础研究，强调其项目资助的目标导向。目前，上海“基础研究特区”试点单位涉及高校和科研院所，学科结构各不相同，基础条件也不一样，在研究方向布局上应该因地制宜。基础学科底蕴深厚的学校，更容易在基础前沿“无人区”实现重要突破，在选题方面应给予科学家更大的自主裁量空间，鼓励自由探索。应用型学科实力超群的试点单位则应结合学科优势，开展有明确战略导向和需求导向的基础研究。

其三，处理好小环境与大生态的关系。

“基础研究特区”旨在营造更加符合基础研究活动规律的小环境，为科研人员心无旁骛地开展研究工作创造条件。小环境固然重要，推动形成良好的开放创新生态更为关键。一方面，基础研究强调跨学科、跨领域、跨区域、跨团队的交叉。21世纪以来，国家科技奖励三大奖的特等奖和一等奖，交叉领域成果已达120项，占比44%。因此，应不断优化学科交叉生态，进一步丰富正式和非正式交流场景，让试点单位之间、团队之间、科研人员之间有更多思想碰撞和观点激荡的机会。另一方面，科技创新的复杂程度和难度越来越高，基础研究需要更高水平的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。在全球范围内，高水平的基础研究活动都有比较高的“国际参与率”。比如，致力于探索“从0到1”根本性科学问题的李政道研究所自成立以来，一直致力于引进全球顶尖的科学家，目前国际学者占比接近40%。面对人类共同命运挑战，“基础研究特区”应成为中外科学家开展高水平合作，推动基础前沿重大突破的舞台。

（作者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、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）

转载请注明来源“上观新闻”，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。

（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。栏目邮箱：shhgcsxh@163.com）

栏目主编：王珍

文字编辑：王珍

本文作者：陈强

题图来源：上观题图

图片编辑：朱瓅

关键词：